悲(350字)作文
精选作文:悲(350字)作文
一张旧照片可以回忆起自己童年时快乐的情景，而今天我要展示的旧照片，会让你想起多年前那场惨无人道的战争。
这是1937年8月28日，日本侵略者轰炸上海火车南站，被记者拍下的真实情景。
这一天，上海还像往常一样川流不息，突然，从远处传来“隆隆”声，原来是敌人的几架战机，他们像野兽搬朝那飞去，3岁大的小明和爸爸妈妈想坐火车逃亡，刚买好票，只听轰轰几声响，几颗导弹从飞机上降落。叫喊声哭声，充满了火车站，转眼间，火车站就变成了废墟，天桥踏了，人们都倒在了血波中，大声哭喊他的爸爸妈妈为了保护他已经死了，他不知道他的父母在那儿，他更不知道他从今以后将变成孤儿。满身是血的他还在那儿哭着喊着……
这张旧照片让我们感受到日本鬼子的无情，也告诉我们，如果国家不强大起来，这段历史准会重演，也会失去更多无辜的生命。
四年级:飘洋的风水
篇一：最悲伤作文
妈妈去世两年多了，她为五姐弟囤积的稻谷还剩六七袋，就码放在床边，足有四五百斤。16岁的大姐木苦衣生木说，缸里空了，她跟妹妹木苦衣伍木便背着稻谷去街上碾米。不脱壳，稻谷能储藏多年。“妈妈当时可能想，有这些大米，起码我们饿不着了。”
坐在木床边提及早逝的妈妈，彝族女孩木苦衣生木平静得像个大人。妹妹则腼腆地躲在她身后，对外人的提问大多只是点头或摇头，但特别爱笑。12岁的木苦衣伍木（汉语名：柳彝），将对妈妈的思念写进了作文。“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300多字的一篇课堂习作《泪》，令读者无不为之心疼。
因为作文《泪》，木苦衣伍木一家的命运更为受到关注。随着政府及公益人士的介入，五姐弟的未来多了一种可能性。
姐弟五人 已习惯了没有父母的生活
从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西昌出发，火车在山间穿梭3个小时，便是凉山州老九县之一的越西县，老九县均在海拔2000到3500米的地区，显著特征是彝族聚集、交通不便、经济落后。这里有一个普雄镇，出去4公里，便是宝石村，那里是木苦衣伍木的家。
相比其他藏身于大山深处的村落，宝石村不算偏远，只是路难走。她家的三间灰砖房，是爸爸去世前刚盖好的，还保留着当初的模样，在村里算中等水平。外屋有一个旧沙发和十来只小板凳，两侧卧室兼具储藏室的功能。三个弟弟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屋角堆放着土豆，另一间是木苦衣伍木和姐姐的房间，床边还码放着妈妈屯下的稻谷。
5个孩子中，大姐木苦衣生木16岁，老二是哥哥木苦小平14岁，两人早已辍学。写下《泪》的木苦衣伍木12岁，排行老三，下面还有两个弟弟，10岁的木苦小和5岁的木苦小杰。
这个家庭似乎早已习惯了没有父母的生活。早上，小杰醒了，喊一声，两个哥哥立马进屋给他穿衣服，哄他玩耍。他的小书包里，装着学前班的数学作业本，上面歪歪扭扭的算术题答案，都是老四木苦小教他写的。
家里的一亩多地，种着土豆、玉米。今年，大姐、哥哥先后外出，木苦衣伍木在放学后会带着老四挖土豆，割猪草喂猪、再给俩弟弟做饭，年近七旬的奶奶有时也会过来帮忙。可是奶奶精力有限，木苦衣伍木的叔叔也去世了，留下3个年幼堂妹，这3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老宅。
2010年以前，这个家里还是有顶梁柱的。大姐木苦衣生木记得，爸爸去普雄、成都打工，在建筑工地做最繁重的活儿，总咳嗽。有时，两三个月回来一趟，帮妈妈种地。但即便是她，也记不住父亲去世的具体日期了，她只记得是2011年，父亲死于肺结核。她当年只有12岁，才读到三年级，最小的弟弟还不到1岁。
眼看妈妈太辛苦，身体又不好，大姐辍学，在家帮妈妈干农活、照看弟弟妹妹。再后来，妈妈因心脏疾病卧床不起，阴影笼罩了这个不堪一击的家庭。
木苦衣伍木在作文里描述了她们带妈妈到镇上、到西昌看病的情景，称钱花完了，病仍不见好。2013年的5月，妈妈又病倒了，脸色很难看，被打工回来的叔叔送到镇上医院。
但她这次执意回家。“妹妹（木苦依伍木的小名），妈妈想回家。这里不舒服，还是家里舒服。”
最终，木苦衣伍木跟大姐把妈妈接回了家，那天，她去外屋给妈妈做饭，端上前时，妈妈已经死了，五姐弟从那时起，都成了孤儿。
各路媒体记者和政府人员踏进家门
早在今年6月，大姐去学校时就看到教室墙上贴着妹妹写的作文，当时这篇作文还没有被媒体关注。大姐说“看了心里很难受”，于是姐妹相处时，谁也没有谈过这个话题。
木苦衣生木说，最难的时候，她们家靠两个低保指标—每月100元维持生计。但自去年6月，政府为五姐弟发放孤儿生活补助专项救助金，每人每月有678元。5个人加起来每月能领到3000多元。宝石村村支部书记潘小伍介绍，该村人均年收入才5000余元。
“他们缺的不是钱，而是关爱。”四川省索玛花基金会理事长黄红斌强调。
班主任任中昌老师曾到木苦衣伍木家进行家访，送给木苦衣伍木一只粉绿相间的玩具—卡通小牛。这是家里看得见的唯一玩具，也是房间内颜色最鲜亮的物件。这几天，各路媒体、政府人员踏进家门，木苦衣伍木大多时候不知所措，她低头摆弄手上的小牛，别人问话时，多回以点头或摇头，但一直在笑。她告诉记者，自己非常喜欢老师送的这件礼物，晚上睡觉时，都会抱着小牛。
小弟弟木苦小杰特别黏人，他喜欢让人抱抱，体重轻得跟城里三岁小孩子差不多。他会在镜头前大方地“摆造型”，爱在电视机前仰头看《熊出没》，还喜欢灰太狼。来探望的热心人士临走前说“拜拜”，他挥手追着喊了一路的“拜拜”。
外人面前，大姐木苦衣生木俨然家长模样。她隐忍、得体，说得最多的是“还好”、“还行”，避谈过去苦难。但她的朋友圈签名，写的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过的有多累”。
老二木苦小平，2014年8月辍学，当时六年级还没读完。他自己解释称，放学后要干农活，没时间复习功课，学习成绩不好，就不想读书了。去年12月，他只身到江苏无锡，投奔在那里打工的表哥。
“要不是家里穷，爸爸也不用去打工了”
木苦衣伍木的遭遇，在大凉山并非个例。木苦衣伍木所在的宝石小学四年级教室，贴着语文老师选出的优秀范文，包括《泪》。挨个读下去，愈发感觉，墙面上的文字更像大凉山农村图景的微缩版。针对此前出现的对该作文真实性的质疑声音，校长吉木给四年级教室多加了一把锁。
12篇作文中，有3个孩子提到眼见父亲或母亲的死亡。其中，既有木苦衣伍木这样被认定的孤儿，又有格吉日达、阿支阿呷木这样的事实孤儿—彝族民俗中，母亲改嫁不带孩子。被留下的孩子，只能跟爷爷奶奶或叔叔伯伯生活在一起。有的缺少关爱，情感难以宣泄。这种经历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何种冲击，外人似乎很难揣测。但仅从他们的文字中，便能感受到绝望和悲伤。14岁才读四年级的格吉日达写道：“我一个人守在父亲的房里，可是我的父亲没过几天就死了。妈妈领着自己的孩子，在我身边哭泣。她说，我要走了。”
黄红斌转述支教老师的话称，格吉日达是个聪明又内向的孩子，作文尤其写得好。但他的爸爸早年病逝，母亲改嫁。总有社会上的朋友到学校找他逃课去玩，他有点没法安心读书。
被志愿者接到西昌索玛花儿童村后，政府曾委托其亲戚询问，他是愿意回来还是继续留在儿童村。格吉日达选择留下。志愿者解释，他在家里时只有奶奶，俩人居住在土坯房子里，交流很少，生活状况也不太好，从他家到学校要步行半个多小时。到西昌后，有同龄孩子在一起生活，还有他熟悉的老师，格吉日达开朗了很多，对功课更加上心。
还有三四个孩子用并不太熟练的汉语抒发着留守儿童的感伤。如老师眼中乐观的小胖子尼苦拉哈会在作文里写：“爸爸姐姐都去很远的城里打工了。每次我到山上砍柴，就望着火车开来的方向，盼着他们。我问：亲爱的老爸，你在那城市里过得好吗？爸爸说：还好。可我知道，他们在城里打工很辛苦。”
另一名同学也表达相似的思念“我很希望我的爸爸能够不走”，他对现实的感知是“要不是家里穷，爸爸也不用出去打工了”。
普雄镇宝石村村支部书记潘小伍介绍，宝石村1991名村民中，外出打工的有300多人。按一个家庭两名大人三个孩子的家庭结构推算，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劳动力外出打工，而且以年轻男性为主。
“我们看到网上有人说，彝族人因为懒惰所以特别穷，气得不行”。潘小伍反问，如果真像网上说的那么懒惰，怎么会有那么多村民外出去打工？因为山里贫穷，种地赚不到钱，为了生计，青壮年大多离开农村，去到外地打工。
潘小伍脱口而出的数据中，还包括村里的社会救助名额。据其介绍，该村有177个低保户，符合国家救助范围的孤儿就有8名，还有特殊困难儿童24人，多是父亲去世的孩子。
当地村民称，这里的孩子们很小就懂事，除了上学，还要做农活。种土豆、割猪草、上山劈柴、挑水等，都是家常便饭。
当本家叔叔跟旁人大声谈论孩子死去的父母时，三个弟弟就坐在旁边小板凳上，自顾自地盯着电视画面，仿佛这一切与他们并不相干。年幼时就被打上“孤儿”的标签，对他们而言，没有条件自怜，似乎这只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就得坦然接受。
意外带来的一家人生活改变
当然，因为作文《泪》，木苦衣伍木一家的命运更为受到关注。而随着政府及公益人士的介入，五姐弟的未来多了一种可能性。
此前，两个弟弟及木苦衣伍木先后被索玛花基金会接到西昌索玛花爱心小学免费读书学习。后政府人士征求其亲戚及三个孩子本人的意见后，将他们接回家，并安排木苦衣生木、木苦小平重回校园。
越西县政府工作人员表示，越西县民政、教育、移民扶贫等部门将整合力量、采取多种渠道加大对木苦依五木一家的救助帮扶力度。其中，大姐将免费就读越西县职业技术学院，每月约有300元补助；弟弟将在逸夫小学继续读六年级；最小的木苦小杰将进入普雄镇上的幼儿园，每天有校车接送。
木苦小平说，看到妹妹的作文后自己也很感动，就想着也要回去上学，“我还是想读书，读书很有必要，我希望将来能够帮助别人。”
对于眼前的改变，核心当事人木苦衣伍木留给记者的，还是羞涩的笑容。
篇二：最悲伤作文-泪
泪
木苦依伍木（柳彝）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四年级小学生（12岁）
爸爸四年前死了。
爸爸生前最疼我，妈妈就天天想办法给我做好吃的。可能妈妈也想他了吧。
妈妈病了，去镇上，去西昌，钱没了，病也没好。
那天，妈妈倒了，看看妈妈很难受，我哭了。我对妈妈说：“妈妈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支持你，把我做的饭吃了，睡睡觉，就好了。
最后一句抄自课文，是“学为己用”的极佳范例！
篇三：喜与悲作文900字
喜与悲作文900字
喜与悲作文900字—哭，是悲的标志。而嘴角往上一翘，这便是了喜。悲喜自古以来就是对立的，但其中也夹杂着许多联系。
悲是在人们受到挫折时才发生的，它是人们感到忧虑、压抑、不安。遇到悲伤的人，我们会去同情他。但如果这人还没有走出阴影，便会给人带来一种厌恶感。因此，我们即使是十分痛苦，发泄一段也应该停下来仔细思考造成悲的原因，然后重拾信心，大步流星地向前方走去，这才是我们对挫折应持的态度。
哭，不一定就代表着悲。拿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人感激的时候也会哭。即使是真正受到了挫折，哭也仍只是一种发泄方式，毕竟这总比压抑在心头要好。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糖果综合征”，指的是一些人因为不想哭出来而假作坚强，显得很“快乐”，而心里却承受着更多的压抑。其实，哭是我们遇到挫折的正常反应，即使你哭出来了，又有谁会嘲笑你呢？
悲的对立面是喜，喜是无处不在的，也很容易感受到。好比你看笑话能够使你感到开心，但你看悲剧就不一定会落下多少泪。喜是积极、向上的。又有一种“面部表情回馈理论”，当人在笑的时候，便会感觉到幸福。因此，不是因为幸福而笑，是因为笑而幸福。因此，我们喜欢乐观的人。
不过笑也仍然不能代表喜，笑有时是虚假的，例如冷笑、狞笑、苦笑，其中所表达的就真正是高兴么？心理老师曾经教过我们辨别真笑与假笑的方法：眼部肌肉的运动。但即使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因为无法了解他人心里所想而排斥他人。其实这缺乏的仅仅只是沟通。但当笑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它便会传染给你，然后如多米诺骨牌似的一个接着一个传下去。
喜与悲虽然有着许多区别，但也有着许多的联系。像《塞翁失马》中所讲述的一样，乐极生悲，否极泰来。既然它们是两个极端，就能够相互转化。但是这就得看人们自己心里所想了，我们常常因为一件事而影响了一整天甚至更久。这样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糟糕。前面说过，我们应该仔细去思考原因，而不是去反复回忆过程，然后大倒苦水。因为我们需要的是长远的生活，我们也没时间、没理由去反复地报怨。
有人说喜好，有人说忧郁点好。但我们的情绪其实并没有高低，过于乐天会显得你无所事事，过于忧郁则更加严重。我们对自身的理解仍然是肤浅的，我们要会把持住自身。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影响力，你的喜与悲自然也会影响他人。
篇四：大凉山女孩“最悲伤作文”令人泪奔
近日，一篇名为《泪》的小学生作文在网上走红，文章的作者名叫木苦依五木（笔名柳彝），一个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小学四年级彝族小姑娘。读完真是令人潸然泪下，世间上的幸福大体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人儿则各有各的不幸。
作文：“爸爸四年前死了。爸爸生前最疼我，妈妈就天天想办法给我做好吃的。可能妈妈也想他了吧。妈妈病了，去镇上，去西昌，钱没了，病也没好。那天，妈妈倒了，看看妈妈很难受，我哭了。我对妈妈说：“妈妈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支持你，吃了我做的饭，睡睡觉，就好了。”
子一起过端午节。
甲拉村小位于村子地势最高的地方，原本是一间废弃的土坯房，竖起一面国旗，便成了一所能容纳30多个孩子的小学。
我们抵达这里的时候，支教老师孙杰正在给孩子们补课。走进教室，30多双眼睛突然齐刷刷地回头望着我，那些眼睛在仅靠一盏白织灯照明的昏暗的教室里熠熠发光。
孙杰告诉我，甲拉村以前没有学校，孩子们想上学就得步行一个多小时到尔其乡中心校去，然而山路险峻，雨季时更是泥泞非常，连马、羊等家畜都偶有跌落山崖摔死的情况发生，家长们便不愿让孩子冒险上学，“现在虽然有学校了，但是教室太小，村里还有一半的孩子仍然处于失学状态。”
甲拉地处偏僻，两位支教老师的生活颇为艰辛，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生活来源，平时靠老乡接济的土豆、青菜、面条为生。
“待下去的最大动力是老乡们的支持，”孙杰告诉我，“一次有个学生逃课，被他父亲揪着耳朵带回学校，当着我的面训那个孩子，‘老师教你认识那么多字，打死你都是可以的！’那时候我觉得，一切孤独、艰苦都值了。”
在随后去瓦古乡尼勒觉村的路上，经过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子。
我们一行人停下来在村子里找水喝，这时，一个把红领巾当成头饰系在额头上的小女孩欢笑着从家里跑了出来，看到我们后脸一红，把额头上的红领巾摘了下来，又仔细地系在了脖子上。
女孩名叫阿格以作，去年尼勒觉学校扩建翻新之后，她为了得到
读书的机会，每天往返于两小时山路之外的尼勒觉学校。她告诉我，红领巾是她最珍视的宝贝，村里的小伙伴们都羡慕她有一条红领巾。
我的那位在大凉山支教的朋友告诉我，虽然那里很多家长不重视教育，很多孩子在学校里调皮捣蛋，但是为了那些渴望学习，渴望走出大山的孩子们，他付出再多都是值得的。
今年春节前，他曾带了几个孩子回到老家山西，其中一个名叫额其尔布的男孩令我印象深刻。
额其尔布今年已经17岁，却刚刚开始读初一。因为父亲早逝，母亲身体不好，两个哥哥也已成家，他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读完三年级便辍学在家干农活。
然而随着成长，额其尔布听说了外出打工的乡亲们描述的外面的世界，也萌生了好好读书，将来走出大山的念头，去年不顾母亲反对，问一个叔叔借了500块钱，到大桥乡中心校报名上初中。
而跟着支教老师走出大山的这段时日里，看到了现代城市里的高楼大厦、飞机轮船，对比起自己家乡的贫穷落后，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然后回到家乡教书，让更多的族人能够改变自己放羊种地的命运。
回到大凉山的额其尔布成为了学校纪律的“守护者”，他会严厉制止一切妨碍老师上课的行为，也会耐心劝阻喝酒、逃课、打架等不良行为。虽然学习基础较差，但是他以一个男子汉的担当，努力地追赶学习进度，最近这次期末考试，他所在的班级一跃成为年级
可以说，大凉山的贫穷，并不仅仅贫穷在物资匮乏，更贫穷在观念落后。
在大桥中心校里，有一个颇受公益组织关注的“爱心学校”，收容了本乡500多个像苦依五木一样的孤儿。
凉山彝人热情豪迈，能歌善舞，却也沾染着吸毒、酗酒、斗殴等恶习，当地基础医疗服务极度薄弱，而彝人历史上又没有寻医问药的习俗，生病了就找“毕摩”(彝人宗教里的祭祀)，种种原因造成大量孩子生活在破碎的家庭中—甚至从小就失去了家庭的关怀。
爱心学校里的孩子们还算是不幸者中的幸运儿，至少他们又获得了一个新的大家庭，而在更广的范围里，还有千千万万个彝族孤儿，只能像苦依五木一样，在泪水中思念父母。
从大凉山回来后，我一直在思索，能够为那些孩子们多做些什么？
孩子们需要支教老师吗？当然需要，但是支教老师往往只会待一到二个学期，他们走了以后怎么办？
孩子们需要物资捐赠吗？当然需要，可是物资往往只能送到有限的、交通较为顺畅的地区，那些更偏远、更需要帮助的地方怎么办？ 我不愿再看到苦依五木们的泪水，也不愿再看到额其尔布们的艰辛，可是现实面前，我们能做的，真的很有限。
我那位支教老师朋友曾对我说：“人这一辈子，又能有多少机会，可以改变另一个人的命运？我没能力帮助所有人，但至少，能做一点是一点，能帮一个是一个，我们教过的孩子，可能以后还是考不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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